苗怀明：拥挤的红学与迷失的规范——对百年红学研究的几点反思（大嘴说红学之三）

在学术史上，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研究能成为专学并以“学”来称呼的，为数极少，《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讲的：

《管锥编》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子》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近百年特殊的历史文化机缘使红学成为学术领域里的显学，成为透视百年学术发展演进状况的一个窗口。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观照，百年红学的反思便获得了更深一层的蕴涵。

一

《八旗画录》

“红学”一词在光绪初年或更早的时间就已出现。据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朱昌鼎说自己“所专攻者，盖红学也”。李放《八旗画录》亦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另据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一诗自注云：“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

由此足以看出《红楼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但细究起来，它实在不过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一种戏语和笑谈，“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的情况也许会有（汪堃《寄蜗残赘》卷九），可并没有人打算用治经史那样的劲头和精力去研究《红楼梦》，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也没有那种敢于突破流俗的人物。

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红楼梦》研究应该以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为标志来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当初王国维在撰写这篇具有开山意义的宏文时，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至，即使象有人所说的寄托亡国之痛，也肯定没有当今红学家下笔时的那种庄重感和使命意识。

自然，他也肯定想象不到，日后《红楼梦》的研究竟成为与敦煌学、甲骨学等并称的专学、显学，而且还有曹学、探佚学等分支，吸引了世界上如此众多优秀的学者。

回顾《红楼梦》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相关的重要材料历年屡有发现，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如果对百年红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仔细的梳理，就会不无遗憾的发现：

《红楼研究小史稿》

红学研究尽管从表面上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所应有的学术规范并未随红学的显盛而真正建立，至少规范不够完善，或违规情况过多，其中夹杂太多不协调的声音，非学术的社会诸种因素干扰过多，其中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属于个人恩怨的，仅看俞平伯先生建国后的际遇、胡适几十年间在大陆学术地位的起起落落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俞平伯先生

并非红学研究与其它古代小说研究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再特殊还是部小说，还是部文艺作品，只是由于其近百年来的显赫地位，因而有关问题才显得格外突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红楼研究小史续稿》

也许是研究者对《红楼梦》这部小说过于钟爱，注入了过多的情感，本属严谨理性的学理探讨却很容易动感情，“火气”也往往特别大。如此投入的精神令人钦佩，但对于公正客观的学理探讨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而《红楼梦》本身存在的问题又特别多，从最基本的著作权归属到一个名物的解释，几乎处处都存在问题，但凡不同见解，都会引出一场激烈而持久的笔战，正象余英时先生所讲的：“《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

余英时先生

《红楼梦》研究中论争之多，之激烈，在现代学术史上是极少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和反思的文化现象。

有意思的是，越是是非之地，涉足的人却越多，红学大军越来越庞大，正象刘梦溪先生在《红学》一书中所形容的，是“拥挤的红学世界”。

近些年来，提出红学新说的人越来越多，观点也越来越骇人听闻，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要动摇红学研究根基的豪迈姿态。几乎每年红学研究领域都要出现几个热点，再加上媒体的造势，使红学领域显得如自由市场般的热闹非凡。

《红学》

围绕《红楼梦》的笔墨官司，刘梦溪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撰写《红学》一书时统计为十七次，截止到目前，少说也该有二三十次。

遗憾的是，这些论争几乎都是以提出令人震惊的新说开始，而以个人结怨、不欢而散而告终，人们理想中的君子坐而论道的场景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究其原因，学术规范的缺乏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当然还有媒体的炒作、经济因素的介入以及某些研究者的名利动机等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不规范的现象。

二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现代新红学的奠基者胡适生前曾一再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思路和范式来金针度人，指示后学，并不无自得地将其《红楼梦》研究作为典型的个案而屡屡加以称引。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胡适本人，在研究《红楼梦》时也并未严格遵守这个规范，但看他对《石头记》甲戌本漏洞百出的考证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胡适画像

更为可悲的是，在后来的红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很快就沦为大胆假设，小心比附，成为一条速成治学秘诀和学坛登龙术。

就治学方法而言，这几乎成了一种通病，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的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否则，《金瓶梅》不会陆续冒出八十来个作者候选人。

时下，对二十世纪世纪各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关于红学研究史的专著也已面世多种。

但笔者认为，开一个百年研究成果的庆功会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找出其中的不足，发现其间的缺陷似乎更为必要，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指向未来的，因为我们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快的前进，现在的不足和缺憾也许正是未来学术研究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风起红楼》

在这个回顾与反思的学术氛围中，更有必要认真反思，考虑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否则，争来争去，从表面是看热闹非凡，但研究方法未解决，学术规则不建立，就不会有期待中的突破，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平心而论，红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但有关学术规范还未建立完善，这应该说是一件很让人感到悲哀和痛心的事，也是红学本身的不幸。

学术研究的常态应该循序渐进，是一个不断积累完善的过程，如果材料和方法上没有大的突破，而新说迭出，一会儿推倒，一会儿重建，这是不正常的，而近些年的《红楼梦》研究似乎正是这种情况，呈现出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这就更有必要讲一讲学术规范。

《二百年来论红楼梦》

正象有的研究者所形容的，近些年在红学研究界，反对新说者多是“在朝”者，而屡创新说者多是“在野”者，表面的意思无非是说，前者影响大，居学术的主流，后者影响小，居学术的边缘。

但笔者引用这一说法是因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时下，反对新说者多是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而屡创新说者有不少是非专业人员，或原研究领域与《红楼梦》无涉者。事实上，近些年红学界的争论正是处于这种状况。

是不是前者研究红学多年，已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难以有突破；而后者则没有这种束缚，容易有新的发现呢？从研究的实际来看，似乎不是。反过来，是不是说研究《红楼梦》是专家教授的专利，别人就不能涉足呢？似乎也不是。

《20世纪红楼梦文学批评史论》

但这一区分的提出，确实是出于对非专业人员不知道或不注意学术规范的担忧。毕竟打牌要有牌理，考证有考证的路数，否则，没有一定的共识，大家坐不到一起，无法进行交流和对话，引起不必要的论争。

这里绝无看不起非专业人员的意思，学术，天下之公器也，每个人都有研究探讨的权利。但事实正象不少人所担心的，近些年来，掀起红学波澜、并在学术规范方面出问题的恰恰正是这些“在野”者。

这表现在他们胆大敢说，但凡有一点体会和感悟，就急于向外界发表，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而不是细细斟酌，拿出自己成熟的观点，或去看看这一问题在学术界的进展情况。

《百年红学》

结果，在新闻媒体的炒作下，轰动效应倒是有，但站不住脚，被别人批评后，又不肯认错，艰难的为自己辩解，既狼狈又辛苦。最后如过眼烟云，只是热闹一阵而已，并没有对红学的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有关《红楼梦》的材料和论著确实很多，但并不可怕，对有志于红学研究者来讲，下一番苦功夫是可以全面掌握的。

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情况下，按理说，是不可能一会儿就出一种新观点，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

毕竟红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已有众多优秀学者的参与，常规情况下该发现的问题学者们早就该发现了，也不会留到今天，笔者绝对相信前辈学者的学识和眼光。

《红楼梦研究史论》

所以，对一个真正的红学家来讲，只要有一个新观点提出来，他应该根据现有的材料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判断出这是严肃的学术探讨还是凭空的臆猜。

比如关于《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一百多年来已不知道有多少人提过，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发现，凭现有的材料，对《红楼梦》著作权的质疑是没有说服力的。不知道那些提出新说者在向外界公布自己的重大发现之前，对红学史上的这类问题的争论了解否。

近些年红学界的争论多是围绕有关作者、版本等实证类问题而进行，笔者注意到，许多红学考证专著的前面，总要对这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一番不厌其烦的解释，这种解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理解为一种“心虚”，按说如果对研究的价值深信不移的话，是没有必要这样反复解释的。

《红楼争鸣二百年》

目前的红学研究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浩大，但研究的格局不尽合理，用力不均匀，给人以失衡的感觉，尤其是在文本的的解读与阐释方面用力不够。

就红学研究的历史而言，研究者用力不均，对文本自身之外的东西关注过多，对作品本身重视不够，因而这方面的成就也就不大理想，不少论文只是一些欣赏、感想性的文字，缺少厚度和深度，但愿今后研究者对作品本身投入更多精力。

与《红楼梦》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如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曹雪芹的生父何人、脂评的作者何人等未有大的突破，却在曹雪芹的远祖身上下如此大的功夫，对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笔者是持保留态度的，而且相信持这种态度的远不止笔者一个。

《红学档案》

红学研究虽在考证方面用力最勤，但取得的成就并不理想，最起码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材料的可信度问题。

研究《红楼梦》的材料如脂评、有关曹雪芹及其祖辈的诗文等，到目前为止，还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果只依自己的理解立论而不顾及别人的看法，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受到别人的质疑。没有共同的立论基础，是争不出什么结果的。

《红楼梦》的研究中有索隐一派，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有人努力在做，如近些年新出的《红楼解梦》一书即属此类，尽管有相当的轰动效应和销售量，但学术界相信者寥寥，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对材料的理解和别人相差太大，将考证当成破谜和拆字，自然无法使人接受，观点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

《红学二百年》

正是这种致命的方法缺陷，尽管索隐派十分卖力，但一直没有多大影响，很多时候沦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街头巷尾的噱头。

红学考证中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那就是自传说的影响。《红楼梦》中有相当的自传成分，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到底有多大的比重，哪地方是实录，哪地方是虚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就是作者的自传，它是小说，属艺术作品，其中当然有不少虚构的地方。

道理人人明白，有意思的是，有不少人在做研究时，还是往往不自觉地把《红楼梦》等同于曹雪芹的自传，将小说当史传、当家谱来读，用外在的史料去和小说中的内容一一对应比附。

《红学风雨》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去判明和史料对应的这部分内容一定是写实而不是虚构，但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和强调这个研究的起点和前提问题。

从研究的实际来看，自传说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警惕。研究的前提有误，其结论自然也就存在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有相当多的红学考证文章不同程度的受到自传说的影响。

其实，这也并非红学研究领域所特有的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中，这种问题也比较常见。

《醒世姻缘传》

以《醒世姻缘传》的研究为例，关于其作者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屡有论争，未得定评，1991年和1993年，分别有张清吉先生的《醒世姻缘传考》和徐复岭先生的《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相继出版。

两本专著的重点都是考证作品的作者问题，但最后的结论却迥然相反，一个言之凿凿地说是丁耀亢，一个口气坚定地说是贾凫西，何以如此不同，究其根源，主要是研究的思路有问题，两人都把小说当作了作者本人的自传，心里先存了作者是丁耀亢或贾凫西的影子，然后，曲解材料，拿书中的内容比附，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各不相同，难以服人。

其它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作者考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金瓶梅》的作者考证，据说现在研究者已提出八十多位候选人，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金瓶梅研究史》

这听起来很热闹，似乎《金瓶梅》的研究一派繁荣景象，但喧哗的背后是研究方法的偏差和失误。

不要再急于象走马灯似的提出候选人，该坐下来好好理一理研究思路了，不知那些当局者能否听得进去。借用一句“文革”时常说的话就是：别光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三

随着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发达普及及其在现代生活中日益重大的影响，它们对红学争论的介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它无疑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公众关心的应该是政治、经济、法律等切身问题，如果象“文革”时批宋江、读《红楼》那样，举国上下都去关注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个社会的运作肯定不正常。

文革期间批宋江材料

近些年红学争论中各类媒体过多的参与，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给本已喧嚣的红学界又添了不少是非，这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警惕。毕竟新闻记者对专业性强的学术问题了解有限，他们的关注点与研究者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以媒体的态度来作为自己一方可信度的证明，也没必要借媒体来壮大声势。

观点立论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声音的大小来决定的，尽管利用媒体造声势在短时间内有一定效用。

都是研究《红楼梦》的同好，都是为了想弄清《红楼梦》的问题，何以有那么大火气，一定要弄得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呢？

话再说回来，媒体是面向整个社会公众的，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对学术争论也并不是不能介入，关键是如何介入、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如何把握，这绝非客观、公正四字所能概括。

《红学史》

笔者想在科学普及之外再提出学术普及这个概念，希望能引起应有的注意。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一般公众对学术研究十分隔膜。但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沟通和了解。

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以通俗的方式告诉公众自己在做什么，达到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特别是文学类的研究，它与大众的联系较之其它人文学科还比较多，就更有必要这样做。

采用的方式可以想到的主要有两种：

《红学史稿》

一是由学者撰写学术普及读物，介绍本专业领域的有关情况和最新进展。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者对此不够重视，比如《红楼梦》，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以一年几十部的速度出版，但难以找到一本有品位、可读性强、面向公众介绍红学情况的学术普及读物。这类读物比科普读物更为缺乏。

另一种方式就是以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为中介，向公众及时介绍研究动态，研究者似乎也乐于采用这种直接、快捷的方式。

但记者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喜欢炒作、渲染声势的作风，这又往往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找到一种理想的合作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红学通史》

其实，这种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但必须对研究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研究者的配合，特别是涉及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时，要十分谨慎。

真诚地希望看到这类学术普及性质的著作的出现，如果能成系列当然更好，相信公众也喜欢看，我们的研究者和公众之间太需要沟通了。

由媒体的介入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学术研究如何对待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当这种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时。

希望学术研究的品格和纯洁性能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中得以保证，而不要沦为学术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闹剧，从而将学术研究庸俗化。

另外，避开乡土观念的负面影响对研究的客观、公正也很重要。

《清代红学史》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形态充满多元的诱惑，对于那些选择学术研究为职业者来说，尤其需要恪守职业的道德与规范，使学术的品位能够在转型期的社会里继续保持应有的高格调。

回顾近些年《红楼梦》研究的“繁荣”局面，其间涉及到如何对待研究资料的收集与运用、研究范式的采用、如何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坚持学理以及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的具体操作等重要学术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相信这些也都是在当代其它人文学科学术研究领域中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的问题。规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应当是由许多具体细则所构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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